“純詩”的中國化研究 2017熱銷文學小說(簡體書)



“純詩”的中國化研究



“純詩”的中國化研究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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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二章︰作者考察了“純詩”作為象征主義詩學概念的美學內涵和它的歐洲文化淵源,梳理了它的歷史承繼關系。作者發現,“純詩”作為純藝術理想,它不只屬于象征主義,它實際上置身在一個深廣的歐洲文化歷史的大背景中。不僅浪漫主義、唯美主義與它有著親緣關系,古希臘的一些美學思想和18世紀的德國古典美學都在理念上支撐了它,“帕爾納斯派”(Parnassians)可以說就是它的潛在階段。筆者認為,“純詩”是人類對藝術的美的理想形態的痴迷,它體現了人類力圖以藝術的方式抵達認知彼岸的自我期許。這個結論使筆者對該論題的考察富有了一種人類文化的歷史感,它使作者不會去把“純詩”視為一群藝術瘋子心血來潮的臆想,因為“純詩”是不可能實現的,它只具有理論目標的意義。對這一系列問題的回應即是︰回首中國傳統詩性文化,作者認為,就純藝術理想和美學品格而言,中國也有自己的“純詩”,只是在我們“美善”高度統一的審美文化共同體中,“純詩”體現為一種“民間”的、“邊緣”的形態。因此,從近代以來中國思想界用西方經驗的“中國化”實現“文化再造”的救國思路看,30年代“現代”詩人所選擇的“純詩”中國化之路,因“中國化”而觸及傳統的現代化,不失為一條中國新詩現代化與審美化的有益途徑。新詩的資源一個在西方文化之中,另一個則是中國自已獨有的傳統,即便在今天,這也是中國詩歌藝術自我建設的一個理論思路。

第三、第四章︰“純詩”的中國化,並非20世紀30年代“現代”詩人一蹴而就的,五四時期大量西方藝術思想的涌人意義重大,它帶來的是一種視野的開闊和文化交融意識。盡管中國新詩人在直面“血與淚”的文學負荷中接受“純詩”觀念,經歷了痛苦的情感振蕩,但他們畢竟還是完成了由“真”向“美”的觀念轉化。在這個過程中,周作人、梁實秋、朱自清、邵洵美、于賡虞、朱維基、陸志韋、聞一多、徐志摩等詩人.作為將美與生命感引入新詩的重要貢獻者,他們中有些人的名字或許是陌生的,但作者相信歷史不會忘記他們,尤其邵洵美。筆者認為,我們現今幾乎所有的文學史教科書不提邵洵美,是對歷史的遮蔽,邵洵美不過是以“頹廢”的先鋒藝術姿態,挑戰了傳統中國審美文化的既定秩序。邵洵美對唯美藝術情有獨鐘,原本基于美與生命本性對人的自然心性的召喚,但生命的創造性稟賦卻使他在享受了美的欣悅之余,也絕不肯放過凝視美的姿態、顏色、形狀,以及靈魂。正是這個凝視,使中國新詩有機緣深入觸摸“唯美一頹廢”主義的藝術趣味與藝術秩序。中國新詩無論建構自己的現代美學觀念,還是確立自己的新形式規範,都需要這個理論資源與藝術視野。對于中國“純詩”美學品格的形成來說.整個20年代詩人的努力都意義深遠。譬如,周作人對象征詩藝的興趣,是“純詩”中國化意識最早的個人與時代記憶;于賡虞縱情于詩中聆听靈魂的聲音,用詩描畫生命的色澤,體現了中國化“純詩”的先鋒詩人的品格;邵洵美力圖讓新詩學習凝視美的姿態、顏色、形狀以及靈魂,是當然的“純詩”中國化的藝術先導。這些問題在目前的研究中實際上被忽視或遺漏了。所以筆者特別考察了這幾位詩人為中國文化語境下“純詩”意識的形成所給予的思想與情感支持,旨在說明中國化的“純詩”意識.與“純詩”的法國背景一樣,是經過了一個詩歌自身發展的歷史過程才得以確立的。作者相信,對精神現象歷史來處的考察,有助于對精神現象本身的把握。

第五、第六章︰中國的“純詩”意識,無疑是在20世紀30年代一理代”詩人那里最終得以確立的,為此,筆者首先界定了“‘現代’詩人”這個概念。筆者認為,以《現代》雜志為核心(不只《現代》,還有《現代》的前身《無軌列車》、《新文藝》,以及圍繞《文藝風景)、《大公報?文藝?詩特刊》、《新詩》等刊物創作的詩人群體),以意象表現為主,致力于西方現代主義詩藝探索的詩人,都屬于“‘現代’詩人”的範疇。雖然“現代”詩人並非人人譯介“純詩”理論,但他們卻都曾致力于現代主義詩學與中國傳統詩學相融合的探索。從譯介“純詩”理論起步,廓清“純詩”概念在歐洲的混亂與紛擾,到確立中國化“純詩”的詩性品格,他們做了大量的理論通道的清障工作。讓中國新詩穿越象征主義,在走向中西詩學的深度融合中,也走向自己的純藝術目標,梁宗岱所為,成就了中國“純詩”包蘊了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中國禪宗之思的宇宙精神。因此,作者用專節討論了梁宗岱純藝術思想對確立中國“純詩”詩性品格所作的貢獻。梁宗岱的藝術目標並不是要對人類感覺性領域做象征主義式的精微剖解,他是要給中國新詩在找到“詩”的前提下,找到一條個性化之路。從這個意義上說,梁宗岱的純詩觀中其實潛藏著一種矛盾︰既要靠近象征主義(那是它的理論來源),又拼命在擺脫它(因為瓦雷里把“純詩”舉上了理想主義的高閣,盡管他自己也還在探索一首詩具體的表達途徑)。因此,“純詩”對中國新詩來講,實際上意味著一種選擇藝術方向的意義。面對新詩壇一味糾纏于怎樣才算是新詩的問題,(而不去關心更本質的詩是什麼),梁宗岱徑直讓他的“純詩”與宇宙空間的闊大背景相連接,自覺擔負起讓這種宇宙意識獲取新詩理論共識與合法性的個人與時代的雙重使命。這種宇宙精神不僅使梁宗岱純詩能夠“與萬化冥合”,發現創造的秘密,“現代”詩人整體上憑情緒的節奏和象征性意象組織結構的“純詩”,都沐浴著它的雨露陽光。中國化“純詩”欲切近現代人情緒的純粹形式,也被納入了一種生命意識的整體框架。然而,生命意識總是需要轉化為詩性經驗的,為了拓寬這種轉化的途徑,“現代”詩人接受英美現代派詩歌理論的影響,對“戲劇化”的詩學策略也有一些程度不同的嘗試。盡管“戲劇化”作為一種藝術自覺而被納入新詩理論建設的目標,是40年代的“中國新詩派”詩人所為,但30年代“現代”詩人的實驗,也是中國化“純詩”生命形態的一個重要組成。

商品訊息簡述:

  • 作者: 高蔚
  •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08/08/01
  • 語言:簡體中文


“純詩”的中國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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